我曾經說過:「如果你想解放一個社會,你所需要的只是網路。」我錯了。

當時我匿名建立了一個 Facebook主頁,它觸發埃及革命,展現了社群媒體的巨大潛力,但也同時暴露它的最大缺陷,這個讓我們推倒獨裁者的工具,最終也將我們分裂。

革命後的事件如同在我們胸口捶了一記重槌,我們未能建立共識,政治鬥爭演變成極端對立。社群媒體擴大了這個現象,它加速傳播錯誤訊息、謠言、助長迴聲室效應和仇恨言論。我的網路世界變成充滿惡毒挑釁、謊言和仇恨言論的戰場。

這段話來自阿拉伯之春發起人戈寧(Wael Ghonim),他在革命後兩年有了如此震撼的談話。不只是他,國際上也出現指責社群媒體的聲浪。英國《衛報》說:「社群媒體扭曲了真相。」德國《明鏡週刊》更不客氣說:「臉書就是仇恨工廠!」世界經濟論壇則指名,「社交網站上不實訊息的快速傳播,是人類社會最急迫的威脅。」

當恐攻危機升至史上新高點,極端主義崛起造成英國脫歐、川普等現象,全世界進入了一個新火藥庫時代,而這個火藥庫的最大助燃劑,真是千夫所指的社群媒體?

帶著這個疑問,特派記者劉致昕與攝影總監駱裕隆,在ISIS發布恐攻威脅當天,走進布魯塞爾曾住有三位恐怖分子的社區;當恐攻嫌犯在德國全境被通緝、兩次不明爆炸襲擊德勒斯登之時,來到德國,最後在恐攻密度最高的法國拜訪難民,完成了這個專題。

透過十幾位難民的轉介,致昕專訪到被ISIS視為頭號獵殺對象的人、兒子變成聖戰士的比利時媽媽,還有伊朗部落格革命之父。他試圖論證的命題是:社群媒體透過同溫層、過濾泡沫等機制,到底讓人們更了解彼此,還是讓人們更分化?它到底是解放世界,還是禁錮世界?

從二○一○年底的阿拉伯之春、美國占領華爾街運動,到二○一三年的歐洲指尖革命,《商業周刊》持續在第一時間進到現場,竭盡所能為讀者記錄網路為世界帶來的改變,這次的專題也是如此,希望您喜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