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新書《咬一口馬克思的水煎包》的作者張慧慈,在媒體專訪時說出了,「台大真不是窮人可以來讀的學校!很多像我一樣的人,進了台大反而更痛苦。」這番社會對窮人多所不公的議論,在網路上引發一段熱議。

這番論述令人覺得邏輯非常奇特的地方頗多,作者抱怨家中只有提供古典經典,而進大學時同學都早已讀過歷史學家黃仁宇的成名作《萬曆十五年》。但是書中卻沒有論證為何窮人只能讀得起荀子莊子,卻只有有錢人才念得起,單書價格明明就差不多的《萬曆十五年》。而這本書應該在台灣絕大多數的圖書館都有收藏,為何難以取得?

而在整本書對自己成長生涯的喃喃自語中,基本上沒有看到張慧慈在任何的段落中交代,當進入清大以後應該有的是機會來認識研究黃仁宇先生與其學說,而不再有所遺憾。但她至今到底花了那些功夫在黃先生的著作上,如評價更高的《黃河青山》或《從大歷史角度讀蔣介石日記》,她曾仔細讀過哪怕一本就好,則是完全看不出來。

所以張慧慈的問題顯然並不在出身貧窮與否,而是未能有效利用公共的免費資源。她上大學後恐怕也從來不曾有強烈興趣,自發地去系統性研讀黃仁宇先生的著作。她發出的這些抱怨,單純只是因為跟風沒跟上流行,所以覺得就她沒讀過《萬曆十五年》這本書,相對於其他有讀過的同學很可恥。而為了解釋這不是她的錯,就直接用出身問題拿出來坦。

接著做為台大社會碩士畢業生的張慧慈,從一開始也都沒有敘述論證,如果台大真不是窮人可以來讀的學校,那她認為合適窮人可以來讀的學校,又是指哪裡的什麼學校?如果是在台灣教育體系中往往是後段班學生才考得上、學費收很貴的私立學校,真的反而變成是窮人可以來讀的學校嗎?

什麼樣的學校,才是適合窮人去念的學校?要先為張慧慈與每一個台灣人回答這個問題,才能繼續論證下去。

在社會上窮人要取得教育資源通常要付出兩種不同的成本,第一是教育系統提供知識本身所索取的成本,另一種成本是在受教育的這段時間中因為沒有去做其他可以產出成果,而無法換取薪資的損失。這兩種成本可能對一般人都不是問題,但是其中之一就可以打垮窮人,現在還是一起來勒住貧困者的脖子。

因此如果要建構一個適合窮人去念的學校,教育制度如果要弭平貧富差距,教育資源的取得成本要很低,至少能保證學生在學期間的基本生活需求,以使得學生可以專心就學不用打工。最重要的是學生犧牲這段時間不工作,而接受教育取得的專業知識,在畢業後可以以從事工作獲取的對價薪資,提供夠多的資源作為回報,能使先前投資可以被回收。

如果畢業後還能夠抓住國家發展的機遇,這些人在學時所獲得的知識,可以使得國家社會現代化與經濟發展夠快夠大,從而使得國家與社會的貧窮問題在比較短的時間內被解決。

在東亞現代化發展的歷史上,這樣適合窮人去念的學校,並且使其畢業生能投入現代化建設的隊伍,有效地解決國家現代化與社會貧窮問題,確實存在過。

就是1858年為日本明治維新重要思想家福澤諭吉,所創立的慶應義塾大學。福澤諭吉仿效英國的公學所成立的蘭學塾,也是日本歷史上第一間本土性培養教授有系統的西方學術的學校。由於這種西洋知識的教導,並不見容於日本傳統的教育體系,因此日本封建社會士族的小孩不會來念。只有那些原本沒有機會受教育的窮人小孩,才可能會到這裡受教。

因此福澤諭吉就必須要籌措各種資源,辦成一間「特別適合窮人可以來讀的學校」,慶應義塾才可能繼續存在下去,並且發揮她在維新中照耀廣大的燈塔作用。所謂義塾兩字正是指的這間學校的學費低到跟沒有差不多的意思。這些窮人的小孩從此處畢業以後,就以他們所掌握各種西方現代科學知識,投入了國家維新現代化的洪流,成為所謂的「和魂洋才」。

明治維新成功以後,慶應義塾改組成「慶應義塾大學」,簡稱慶應大學。至今正式的該校校名中所保持的義塾兩字,正是紀念了這段該校先是翻轉了學生自己人生,又在維新中改造國家了命運的光榮傳統。

慶應義塾大學創建的現代化教育模式,後來成為維新後的日本帝國建置各個大學,尤其是各間帝國大學的樣板。福澤諭吉也因為這樣對日本現代化教育啟蒙的貢獻,而成為一萬元日幣上的圖面人物。

只要對國立台灣大學校史略有一點常識的人都知道,日本帝國歷史上設置的九間帝國大學,其中就有設在台灣的台北帝國大學,這就是台大的前身。

假如有這種強烈進取傳統的台大,尚且不是一間窮人可以來讀的學校,那到底台灣還有哪一間學校適合窮人就讀?哪一間學校的學生畢業時,可以實現翻轉自己,改變社會,再造國家的宏願呢?徹底將貧窮消滅於國民的命運中呢?

深願每一個台灣人不論有沒有讀大學,出身是否貧窮,最高學歷為何,都能積極進取闢除貧窮。能力弱者去除自己的貧窮,才具大者消滅社會的貧窮。那麼有一天張慧慈的幼年貧困人生才不會重現在別的孩子身上,我國社會的現代化,至此才算成功了。